廉政文化建设：拒腐防变的重要工程
（李君如）
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加强廉政文化建设”。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廉政文化建设”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深化。深入研究廉政文化建设，对于建立健全有效管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重大工程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的重大举措和重大工程。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防止干部腐败蜕变的“防火墙”工程。拒腐防变，就是要防止干部的腐败和蜕变，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如果任由腐败现象滋生蔓延，那么，就会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一种催生腐败的不良风气和氛围，从而形成一种催生腐败的文化或者叫“腐败文化”。因此，在反腐败过程中，既要重视办案子，也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通过这样的文化建设，为党员干部防止腐败蜕变筑起一道“防火墙”，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改良工程”。研究干部的腐败现象，可以发现，在同样的环境里和岗位上，个别干部腐败了，这肯定与他们自身的素质有关；而在同样的环境里和岗位上，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这里就一定有体制或机制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在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过程中，不仅仅有干部的素质问题，有体制或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更为令人担忧的问题。这就是，在党内，在社会上，有一种风气正在滋生。这种风气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钱办不成事”，或者是“没有钱办不成的事”。这种现象，最初出现在谋取紧俏商品上，后来发生在争取工程项目、资金贷款、土地审批等生产要素配置上，接着蔓延到组织人事和司法领域，如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再后来就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上学、看病、就业等方面。一些用钱去“开路”的人，其中有的也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但又不得不这样去做。这表明，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逐步形成为一种催生腐败的文化。这种“腐败文化”，反过来又成为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因此，拒腐防变不仅要加强纪律检查和惩治腐败者，更重要的是要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改良工程”。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增强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免疫力”工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变化不能光靠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拒腐防变，要有外部条件，更要有内部条件。外部条件，从党的建设范围来讲，包括全社会对党的制约和监督，包括法律、舆论对党的制约和监督；从干部队伍建设的范围来讲，除了社会的制约和监督外，还包括党对各级干部的制约和监督，包括党的纪律、制度对干部的制约和监督。内部条件，从党的建设范围来讲，党规、党法和党风都是拒腐防变的内因；从干部队伍建设的范围来讲，干部的素质、品行和能力是拒腐防变的内因。发挥拒腐防变内因的作用，就是增强拒腐防变的内在“免疫力”。廉政文化建设，属于拒腐防变的内部条件建设，是内因，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党和党的干部拒腐防变的内在“免疫力”。这是一项治本之策。坚持不懈地在党的建设中形成浓厚的廉政文化，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坚持以廉政文化育人，就能从根本上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因此，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及其对干部队伍的要求，在反腐倡廉、拒腐防变中进一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把它作为一个党的建设中的“防火墙”工程、拒腐防变的“土壤改良工程”、从内因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免疫力”增强工程，抓紧抓好。
建设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
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就要思考和研究什么是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属于政治伦理范畴，是以廉洁从政为基本要求的政治伦理。中国古代的“官箴”，强调做官要“清、慎、勤”。清，就是要清正、清廉。这是古代做官的一个道德标准，凡是能够做到“清”的官就是“清官”。这一做官的道德标准，虽然是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服务的，但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治的一种期待。我们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党，更应该自觉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这一要求，倡导和建设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强调的是廉洁从政。那么，什么是廉洁呢?自古以来，廉洁的基本要求，一是俭，二是清。与此对立的，就是奢靡和贪婪。近年来，一些干部一步一步走向腐败的深渊，都经历了从“奢”到“贪”的过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廉洁从政的官德和社会氛围，其基本的就是要求干部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谨防以权谋私，一要戒奢，二要戒贪。
注重廉政文化建设，重视官德，是我国吏治的一个特点。古人强调“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强调“以俭养德”，强调做官要“以廉为基、以仁为本”。从司马迁修《史记》开始，历朝历代修史都建《循吏传》，以褒扬清廉、勤政的好官，推崇做官的官德。
这些思想和做法，可以视作古代的廉政文化建设。
注重廉政文化建设，更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党的建设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之一。从进城前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到建国之初开展“三反”运动，一直到这几年持续开展的反腐倡廉教育，包括各种形式的警示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说，都与廉政文化建设有关。这些教育活动，对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成长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
廉洁从政这一政治伦理的内核，是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廉政文化建设，实质是以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为内核的政治伦理建设。对于我们党来说，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级干部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价值观和体现这一价值观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公仆意识的要求。
从根本上说，之所以要努力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干部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党。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崇尚廉洁，是这一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党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要保持廉洁，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更要坚持廉洁；物质生活比较贫困的时候要崇尚廉洁，物质生活比较富足的时候仍要以廉洁为荣；有人监督的时候要注意廉洁，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也要恪守廉洁。
从直接意义上说，之所以要努力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干部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更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公仆意识。今天强调廉洁从政，不仅是为了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而且是为了要经受住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就是党和党的干部在长期执政过程中要抵御权力的诱惑。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要防止执政的无产阶级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即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改革开放的考验”，主要是党和党的干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要抵御利益的诱惑。这就是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告诫全党的，要防止和反对以权谋私，防止和反对干部由“公仆”变为为自己、为亲朋好友等谋取私利的“私仆”。
针对“权”与“利”双重诱惑的复杂情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在干部队伍中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社会公仆意识，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其实质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坚持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正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公仆意识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
需要强调的是，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一种文化建设，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是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倡导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这是因为，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有助于干部形成好的官德；错误的或混乱的社会价值取向，有可能使干部误入迷途甚至坠入深渊。因此，倡导廉政文化建设，就在于要努力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风气。当前，只有把“没有钱办不成事”或“没有钱办不成的事”的社会风气改变为崇尚廉洁的社会风气，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因此，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以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为内核的政治伦理建设，包括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形成干部廉洁从政的官德，二是要形成有利于干部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干部的官德与干部从政的社会氛围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干部廉洁从政的官德可以引导有利于干部廉洁从政社会氛围的形成；反之，形成有利于干部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对于形成干部廉洁从政的官德也有极大的作用。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价值观和体现这一价值观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公仆意识，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干部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我们党就一定能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永葆先进性，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中共云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出发，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基础工程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云南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在推进党员干部学习、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既深化了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认识，又积累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经验。
一、始终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着力提高各级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从成立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创新成果。正是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在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必须坚持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努力在深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认识上达到新高度，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上取得新成效，在扩大党的政治优势上取得新进展。
云南地处边疆民族地区，历来是反渗透、反破坏、反分裂的前沿。各级党组织领导发展的环境更为复杂，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理论武装的要求也更为迫切。针对这一实际，省委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按照理论学习抓深化、理论研究抓精品、理论宣传抓创新的思路，努力在全省形成重视理论学习的浓厚氛围。党的十七大后，我们组织开展“十七大精神进边寨”系列活动，组建民族语小分队进村入户宣讲十七大精神；用18种少数民族语言对十七大报告进行翻译，制成VCD光盘和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免费下发给民族地区的党员干部学习；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立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26个社科研究基地，每年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开展“社科专家基层行”活动，每年组织大批专家学者深入生产一线开展调查研究，举办科学发展论坛，面对面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破解发展难题；在机关干部中开展“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学习竞赛，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列为重点学习书目，掀起学习热潮。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们先后在全省组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11万个基层党组织、210多万名党员干部围绕“促进科学发展、维护边疆安宁、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云南”这一目标，着力解决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各级党组织领导科学发展、实现富民兴滇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省党员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支柱。2010年3月，我们与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纪念艾思奇同志诞辰100周年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座谈会”，并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编成民族歌舞和通俗读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普及，使之成为少数民族群众听得懂、记得牢、能理解、易接受的内容。
二、始终坚持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通过建设学习型领导班子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是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其学习态度、学习行动和学习成效对党员干部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云南省委坚持从省委班子入手，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为龙头，着力打造学习型领导班子和学习型领导干部。省委改进中心组理论学习方式，每次集体学习都公开征集选题，围绕选题开展深入调研，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依理说事，就事明理。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孟连7·19事件”、“阳宗海水体污染事件”、水电开发中的移民问题等等，都成为省委中心组理论分析的典型案例和问题。同时，省委在全省总结了200多个影响面广、代表性强的科学发展先进典型，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更好地推动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一些地方则根据学习主题，把中心组学习放到生产第一线，放到矛盾较多的地方，放到重大项目建设现场，边学习边解决问题，既务虚又务实，有效克服了过去理论学习中常见的学用脱节问题。
为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点，从2006年12月开始，省委坚持每月举办一期“云南省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邀请中央部委有关领导和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就党的重大理论、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国际国内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阐释，并通过设置视频分会场，组织州市、县区和有条件的乡镇领导干部同步学习。目前，知识讲座已连续举办了40多期，参加学习的各级领导干部45万人次。我们积极创新学习形式，成立“云南省干部在线学习学院”，开设117门必修课和208门选修课，在线学习干部范围从往年的厅级领导干部扩大到省级单位正处级领导干部、州市和县区副处级领导干部、县市区党政班子后备干部，成为全省领导干部学习的重要平台。在省委党校、高校和省社科院建立了7个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培训基地，领导干部根据自身需要自主报名参加学习，增强学习针对性。定期“充电”成为云南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云南农业大学成立云南农村干部学院，把乡村干部的学习教育提升到省级层面统筹安排，对农村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隆重推出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优秀干部”龚曲此里、“全国模范检察官”杨竹芳、“优秀共产党员”郑垧靖等一大批党员干部先进人物，表彰了145名县（市、区）委书记、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
三、始终坚持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形成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长效机制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学习，更不是简单的读书看报，而是要树立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先进理念，把学习作为我们党最鲜明的特征，作为党组织活动的整体性要求，作为党员干部的重要标志。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把学习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落实到党组织工作的方方面面，努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特别是要把各级党组织在实践中创造的成功做法和有效经验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党员干部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长效机制。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云南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一是中心组学习制度。从组织、计划、个人自学、集体研讨、专题调研、学习管理与通报七个方面，对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进行规范。中心组集体学习每季度不少于1次，每次不少于3天，中心组成员每月至少读一本理论书籍，每年集中学习请假原则上不超过1次，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参加集体学习的时间不少于110学时。二是调查研究制度。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到基层调研的时间不少于60天，一般党员干部每年撰写1—2篇调研报告。近几年来，省委班子率先垂范，每位常委每年都牵头开展2—3个重点课题调研。三是考核评价制度。通过建立学习档案，开展述学、评学、考学、督学，把党员干部的学习情况纳入领导班子目标管理体系，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把学习由“软任务”变成了“硬约束”，增强了干部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四是组织协调制度。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每年下发县以上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指导意见和全省在职干部理论学习安排意见，明确学习任务，安排学习专题，推荐学习书目，做好学习服务，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各级党组织积极参与的干部学习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践表明，这些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学习时紧时松、效果不佳等问题。
四、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把学习成果及时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物质力量
学习活动组织得再好，经济发展搞不上去，民生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党风政风没有实质性好转，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就不能说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真正取得了实效。因此，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一定要紧密联系各地各部门的工作实际和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努力把学习成果及时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物质力量。
云南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于一体，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党的十七大以后，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省委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深化省情认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定实施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七彩云南保护行动计划、优势生物产业发展计划、山区综合开发、中低产田地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另一方面，引导全省党员干部把加强学习与促进发展统一起来，进一步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不发展就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理念；强化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化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理念；强化抢抓新机遇、实现新跨越的理念。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主题，全省逐步形成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革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共识和具体行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自然灾害的重重困难，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积极主动，沉着应对，继续保持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生态良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良好局面。
世界经济形势的回顾与展望
（张宇燕）
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复苏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08年全球产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增长2.8%，2009年为-0.6%，2010年全球产出增长率预计为4.8%，达到74万亿美元。在经历了2009年的战后首次产出负增长后，2010年转为正增长并已持续了四个季度，显示出世界经济正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中艰难走出。显然，这得益于各国反危机措施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自我适应性调整。
主要经济体运行参差不齐、各有特点
美国在经历了连续四个季度的负增长后，2009年三季度转为正增长。对美国经济复苏贡献最大的是国内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目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仍未完全恢复，以稳定金融市场为主要目标的救市政策虽取得一定效果，但几乎走到极限，大量流动性外溢削弱了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核心通货膨胀率和产能利用率在历史低位徘徊，显示出经济形势仍不乐观，创记录的国债加剧了平衡内外经济的难度。总体来看，2010年实现2.5%—3.0%增长可能性较大，2011年超过3%则有相当难度。
欧元区2010年实现了正增长并进入复苏期，然而，肇始于希腊并蔓延至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危机为欧洲的平稳复苏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尽管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推出7500亿欧元的救援计划，加强财政纪律和进一步协调财政政策日趋成为共识，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扩散的风险依然没有完全消除。欧元区就业形势恶化的势头在2010年得以抑制，但10%的失业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在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在复苏速率上的不平衡十分明显，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欧元区经济复苏的稳定性。预计2010年将增长1.7%，欧洲的复苏仍将步履蹒跚。
日本经济在经历了2009年-5.2%的增长后，开始由负变正。对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净出口。据大和证券估计，2010年日本全年增速为2.7%。2011年增长率预计会下滑至1.2%。导致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的直接原因有二：日元升值及连带的海外需求减少，使得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剧减。日本民主党修正政策以求到2015年把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减半。同时，长期制约日本经济的因素依旧存在，包括处于历史高位的失业率，顽固的通货紧缩，巨大的政府债务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2.8%，2011年为1.5%。
新兴经济体的复苏较为强劲，这同发达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2009年仅为2.5%，预计2010年将达到7.1%，2011年为6.4%。就“金砖四国”而言，巴西2009年为-0.2%，2010年增长率则高达7.5%；俄罗斯2009年为-7.9%，2010年预计增长4.0%，增长幅度极其鲜明；而印度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小得多，2009年增长率为5.7%，仅比2008年低0.7个百分点，预计2010年增长9.7%。中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经济增长率在2009年9.2%的基础上，2010年为10.3%。“金砖四国”2011年经济走势总体上是稳中趋缓的，巴、俄、印、中预计增长将分别达到4.1%、4.3%、8.4%和9.6%。这一方面预示着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仍将在下一年中得以继续；另一方面也表明，“金砖四国”面临的紧迫和基本问题是如何管理通胀预期、如何在全球进入低速且不平衡增长期间转变增长方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国际贸易与投资能否维持高增长仍存疑问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打击了国际贸易活动，2009年贸易实际增长率出现了二战后最大幅度的负增长（-12.2%），名义增长率更是降低了20%以上。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额由2008年的19.8万亿美元降至2009年的15.7万亿美元，其中商品贸易出口额减少3.5万亿美元。各国进口需求呈现萎缩，市场信心不足，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被普遍认为是导致2009年世界商品贸易额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随着全球经济走出危机步入复苏，国际贸易也踏上了复苏之路。2010年上半年，世界商品贸易额快速增长，同比增幅达25%。其中新兴经济体表现尤佳，“金砖四国”的增速均超过30%；而发达经济体中德国出口的表现十分突出。据世贸组织预测，全年全球贸易实际增长率有望达到13.5%，名义增长率将超过20%。但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不乐观不明朗，以“货币战争”为标题的贸易战阴云日渐浓厚。上述因素或多或少地表明，2010年前半期国际贸易高速增长的局面难以持续，2011年国际贸易的增幅难以企及2010年。
2009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从2008年的1.8万亿美元下降到不足1.2万亿美元。尽管在2009年四季度和2010年一季度有所反弹，但二季度环比又出现下滑，幅度高达25%。除了公共投资正逐步退出和私营部门投资似乎仍持观望态度等因素外，各国限制性政策措施的逐步积累也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投下了阴影。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投资流动领域中的角色日趋重要。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新兴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吸收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资金流入的一半左右，同时释放了约1/4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资金流出，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复苏的主导力量之一。整体上看，2010、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势都不甚乐观，增长幅度在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
大宗商品价格得到恢复且未来走势不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宗商品价格从2008年4月历史最高点一度下降近40%，但到2010年9月又大致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油价经历暴跌之后缓慢上升，2010年秋季原油月平均价格大体维持在2009年底的水平。金属和农业初级产品价格2010年9月已恢复至2007年的水平。价格反弹最明显的是食品和饮料，其价格水平正接近甚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近期价格走势的差异，体现了不同产品或不同市场的供需特点与结构差异。食品、饮料和农业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供给方面。恶劣的气候势必导致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农业大国和地区农作物歉收，使市场调低产量预期，进而推高价格。而矿产及金属价格走强则主要受需求方面因素的影响。2010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较快，由于其增长严重依赖基础设施投资，对于金属及金属矿、尤其是钢铁和铁矿石的需求相应迅速增长。在国际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的时代，2010年11月以来美国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这种扩大流动性的方式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扬。
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主要取决于两种基本力量的角逐：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在需求层面不足以支撑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美欧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在不断地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送动力。关键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的强度及由此决定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一旦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发达经济体便会实施退出政策，流动性因此会受到抑制，来自流动性的价格上涨动力便会衰减。但是，伴随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将扩大。因此，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在2010年水平上有所上扬后，大致会稳定在接近历史最高的水平上，其间出现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也是完全可能的。至于石油价格，每桶在80—110美元之间的可能性会大些。
全球治理在金融监管领域取得进展
2010年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方面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当数《巴塞尔协议三》的出台。9月，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监管机构就《巴塞尔协议三》达成共识。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至2015年1月止，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目前的4%上调至6%，普通股比例由2%提高到4.5%；商业银行需持有2.5%的超额资本留存，作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困难的缓冲（可在2016—2019年间落实）；对那些拥有系统重要性的资产规模在5000亿美元以上的大银行，其普通股比例、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提高到6%、8%和10%。在11月召开的二十国首尔峰会上，《巴塞尔协议三》得到大体认可，一并获得通过的还有有关资本流动性和全球金融机构的国际标准和原则，使全球金融监管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预示着人类朝着建立更加稳定、健全的金融体系迈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与投票权的增加幅度达6%。经过调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由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成为美日之后的第三大投票权拥有国。虽然这一调整并未动摇美国和欧盟在其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这种变化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来的改革以及其他全球治理机构决策程序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国际贸易领域的全球治理则乏善可陈，主要表现在历时9年的多哈回合谈判仍在原地踏步。
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2011年世界经济
2011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全球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仍将继续；发达国家金融部门虽已基本稳定但基础仍旧脆弱，房地产市场也未有显著改善，全面恢复到正常状态仍有待时日；公共债务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已变得难以持续，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方面收效不大，其政策空间日渐萎缩；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作用已经显现，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本币升值以及资本市场过热的压力上升，大宗商品市场风险增强，而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很可能会给全球带来进一步的问题；主要经济体的内部与外部不平衡问题在短期内虽有可能缓解，但得到根治的可能性不大；经济复苏程度的差异，为国际合作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设置了障碍；为防止经济过热不得不采取的偏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使得部分主要新兴经济体有可能出现增长速度较大幅度的下滑。
鉴于全球复苏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在没有大的突发事件的前提下，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总体而言与2010年类似，即实现按市场汇率计算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4%的低速增长的概率较大，而且增长在区域上和速率上将继续表现出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此外，2011年再次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尽管可能性不大。从中期看，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持续多年的不平稳的低速增长时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