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应成为民生之福

　　在劳动力成本、内部交易成本攀升及环境压力的影响下，东部需要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市场；而中西部地区经过多年的财政投入和市场调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和意愿明显增加，加上国内缩小东西部差距的政策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渐成气候，从而使国内区域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与合作以及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在产业西迁的新浪潮中，不容忽视的是，西部和东部的经济差距依然悬殊，西部工业化节奏骤然加快与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重新聚集和产生的社会财富如何分配？如何保障群众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获益？如何使产业转移成为民生之福？这些都成为十分尖锐和“两难”的命题。

　　产业转移应和现阶段政府的重要任务相结合，将民生作为重要坐标。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

　　刚刚结束的第六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也提出，这十年，中国发展进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坚持民生优先，始终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发表题为《中国经济的热点与难点》的演讲时亦表示“民生领域是稳增长最大的空间”。

　　在以产业为经度、以民生为纬度的坐标中，要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放在产业转移的重要位置，突出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将基本农田、重要自然人文资源和生态保护区、环境脆弱区作为禁止和限制开发的地区，严格控制这些地区的开发活动

　　产业转移承接地要用足后发优势，提高项目落地门槛，拒绝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项目落地，着力解决重金属、饮用水源、大气、土壤、海洋的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

　　产业转移应和城镇化进程相结合。城镇化是降低私人和公共投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降低公共服务供给平均成本的重要渠道，有助于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近十年来，我国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东部产业转移中可主动选择中西部基础设施、资源环境较好的中小城镇布局，以相对东部和一线城市而言较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整合资本、技术等要素，诱发新的技术创新和流动。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西部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城镇居民和农民增收，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另一方面，群众可以从土地征用中获益。

　　此外，以大量工业项目带动的人口集中将自然而然地促动西部中小城市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及公平分配。

　　产业转移应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相结合．产业转移与民生建设的“对接”必须符合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才能获得持续的动力和生命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这次飞跃导致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世界货币金融关系变化加速，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更加频繁。为顺应这一态势，我国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中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时，应具备超前眼光，秉承传统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共同发展的原则，提高核心竞争力，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实际上，不少中西部地区正在进行积极的尝试。不久前，生产技术水平极高的集成电路项目——三星电子高端存储芯片项目在陕西奠基。而此前的2010牟，国内第一个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城市就已在吐鲁番市开建。这些项目是中西部高起点承接东部产业的示范，培育并带动了中西部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产业转移能否成为民生之福，是考验执政者智慧和责任心的重要命题之一，它取决于战略机遇期宏观政策的导向，取决于中央和各地土地、财税、民生政策的耦合效果和企业家的战略眼光。如果运用得当，产业转移将释放出巨大的潜力，推动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方面继续平稳快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