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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半月谈第8期_半月谈2017第8期文章汇总
http://www.gdgwyw.com 2017-08-23 来源：半月谈
《半月谈》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必备的阅读学习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务员申论备考非常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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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半月谈（第8期）（精选）
半月评论：治政务失信须法律亮剑
最近，有媒体报道有地方政府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引起舆论哗然。从有关部门披露的情况看，基层县区政府被列入黑名单并非孤例。而除了司法部门公开披露的“黑名单”外，老百姓心中也有一个“黑名单”，这个名单还包括那些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中不讲道理、不讲诚信、不讲法治的政府部门。
这种政务失信现象亟须引起高度重视，而治理之道关键在亮出法律之剑。
不可否认，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意识大大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但在具体行政管理过程中，还是有部分地方政府未能时时、事事、处处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而是习惯于拍脑袋、以言代法、以红头文件代替法律、越界行政等等。
有的地方在拆迁征地过程中，常常因政策不透明、评估不公正、补偿不到位，导致一系列矛盾纠纷。更有甚者，少数地方政府不拿信用当回事、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政策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决策主观随意、因人而异，新官不理旧账。少数地方政府不顾财力，盲目铺摊子，在企业垫资施工后，却以种种理由欠钱不还。
政务失信现象背后，究其根源，一方面是政府组成人员的法治意识还不够强，以权压法、选择性执法时有发生，没有从源头上做到依法行政；另一方面，监督公权力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政府的权力存在跑出法律轨道的偏门、暗门。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管理的事情仍然过多，职能边界模糊不清，一些非法定职责常常成为政府行为失信、失范的重灾区。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和重要环节。个人看社会，社会看政府，社会诚信大厦和法治大厦能否真正建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政府诚信程度和法治意识。
政府与社会、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政府承担着行政管理、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等基本职责，政府对待法律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社会对待法治的态度。
一个地方，如果政府在守法、敬法、护法上做出表率，那么这个地方的法治环境建设就有了方向标，相反，如果政府在行政行为中带头违法、越法、乱法，那么这个地方的法治环境就会遭受严重污染，社会诚信体系也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那些因失信、乱法而被司法部门列入“黑名单”的地方政府，是“强势”破坏法治的恶例。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中，政务失信与时代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其行为让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对当地的法治建设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在诚信和法治建设上，个人、政府、社会需要同向发力。就政府而言，这个发力不仅体现在主动带头建设好诚信和法治上，也体现在主动接受监督，尤其在失信、乱法后必须依法接受惩戒。
我国法律提供了“民告官”的法治渠道，这为公民和社会监督政府提供了法律途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政府负责人也主动应诉，这充分表明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政府的法治意识同向成长。
现在，有法院依法公开监督政府履行法律义务，其意义不限于曝光了一个地方政府，更是向全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社会各方面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谁违反了法律，谁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少数地方政府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导致受到失信惩处，带来一系列法律后果，这充分彰显了法律的权威、法治的力量。在法治时代，这样的依法监督政府现象应成为一种常态。
大量事实表明，把政府的施政行为持续规范在法治的轨道，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首先，要不断教育各级政府公务员，依法行政是做好政府工作的基本要求，必须自觉抵制乱作为、滥作为；
其次，加大司法介入惩戒政务失信行为的力度，像对待自然人或企业那样，让那些地方政府“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第三，加大对政务失信行为或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第四，把政府的失信行为或违法行为与具体的决策者、管理者的去留得失挂起钩来，无论是集体决策还是个人拍板，都要对结果负责，一旦发生失信、违法问题，必须担法律责任。
总之，要千方百计让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从行政决策源头、从每一位公职人员的心中生长起来，确保法律为守信者撑腰，向失信者挥剑！
千年大计看开局：雄安新区踏访记
北京向南百公里，冀中平原一马平川。雄安新区，一项承载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历史性战略部署，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让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寂寂小城走上历史前台。
春意盎然的季节，记者踏上这片蕴含厚重历史文脉、深植红色基因的热土，走村庄、进水乡、看工厂、访干部，感受国家战略开启后的勃勃脉动。
“雄安一定会雄居天下、国泰民安”
千年古城雄州，玉兰花开。安新白洋淀，苇绿莺飞。
悬挂着“中国共产党雄县委员会、雄县人民政府”牌子的办公楼前，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外地人，纷纷在此驻足、留影。
“顺便照张相，留个念。”28岁的软件工程师冯川和同学一早从天津赶来。“雄安将是创新之都，我们来找找互联网产业的机会。”
安新和容城县政府的门口也不乏前来拍照的人。经营餐饮业的余红平带着妻儿从江苏常州赶来，盘算着在这里开家店。几位来自北京的律师则计划开个律所。不少企业、科研院所和部委机构也纷至沓来，与当地密切接洽。
最欢欣鼓舞的当是本地人。“小县城就要变成世界大都市了，这几天做梦都在笑。”52岁的雄县人何嘉舟很开心。“更好的日子就要来了！”雄县教师张德强说，新区一定会给当地教育、医疗、市政建设等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福之人，生于大邦之地。”酷爱读史的退休干部郭贺明对未来满怀憧憬，“我总感觉这里会成大事。雄安，雄安，雄居天下，国泰民安！”
雄安宝地，三水毓秀；通衢之地，八方交汇。“四纵两横”铁路网即将形成，雄安将与京、津、石形成“半小时通勤圈”。
沃野千里，空间疏朗。自然禀赋得天独厚，文脉久远民风淳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落子雄安的战略决策，给当地干部群众带来巨大鼓舞。
上下同欲，事业乃成。
在雄安新区筹委会临时办公地，工作人员忙得脚不沾地，新区临时党委有关负责人说：“总书记已经点题，我们的任务是破题，大家都满怀信心，撸起袖子加油干。”
宋志通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回家，进入“5+2”“白加黑”的增强版状态。这位雄县雄州镇的党委书记，手机24小时开机，主要工作是违建管控、民情摸底。“千年大计必须从我做起、从基础做起，我们一定能干成这件大事。”宋志通说。
“这是干事创业的热土，不是炒房投机的天堂”
“容城欢迎创业者，新区拒绝炒房团”“雄安新区千年大计，投机炒房误国害己”……在雄安三县，打击炒房的标语横幅随处可见，不少售楼部大门紧锁，贴上了封条。
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刚刚公布，就有一批批炒房者连夜蜂拥赶来。当地政府迅速发布“严控令”，依法进行管控，周边县市纷纷响应，对炒房坚决“说不”，刚刚燃起的“投机发财梦”被当头浇灭。
当地干部说：“这里是干事创业的热土，不是炒房投机的天堂。”
遏制炒房旗开得胜，新区建设固本培基。
如果把雄安新区比作“一张白纸”，那么，这张“纸”越白净越有利于规划和建设。
在雄州镇政府发给当地百姓“支持新区建设、共建美好家园”的倡议书上，“坚决管控”成为重要内容，包括严禁房屋建设、小产权房建设、房屋销售、私下交易、违法占地、违章建设、抢栽抢种、不环保企业等“八个严禁”。
维护好雄安新区这张“白纸”，三县以坚定的决心，积极行动起来。
容城县环保局局长肖凤祥介绍，他们一方面加大执法力度，关停取缔一些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加快服装企业剩余燃煤锅炉的关停拆除，另一方面严把审批关，杜绝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入区。
雄州镇是雄县最大的乡镇，年税收超过3亿元，低端的纸塑包装是支柱产业。宋志通说：“政府和企业坚决服从中央决策，该整改就整改，该关停就关停，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
尽管具体规划尚未出台，但中央对雄安新区定位是要打造绿色智慧新城，发展高端高新产业，这就意味着以服装加工、塑料包装、制鞋等传统制造业为主的雄安三县势必面临产业的转型调整。
“要建新区，我们这样的小工厂以后怕是没有生存空间了。”16岁就开始帮家里的塑料厂张罗业务的张英男说，无论如何都会支持新区建设，真要搬，也要想办法重新选地，并借机告别低端、转型升级。
搬迁、安置、工作、收入，都是民生大事。从消息发布之初的兴奋，到关切自身利益的思虑，雄安三县的百姓不少都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今年72岁的安新县大王镇北张庄村村民王福安，关心更多的是儿孙上学、工作。
“相信政府不会亏了咱老百姓!建新区是个天大的好事，乡亲们都说好了，让拆就拆，让搬就搬！”他说。
党中央明确提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新区筹委会也表示，会安排好群众的生产生活，让当地百姓享受到良好的住房和教育。
“新区建设涉及调整和变革，必然要付出短期代价，只要从老百姓的福祉出发，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雄县退休干部周振成说。
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建设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同。从城市形态到产业结构，从户籍制度到公共服务，规划建设要啃不少“硬骨头”，要用创新思维来破解。
拿出决心，把新区建设前期工作做实，是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当前新区的干部，正忙着学习宣讲、摸清底数、做好管控、谋划未来。
“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干到底”
四月的白洋淀，新苇吐绿。“上世纪80年代初，淀里的水舀上来就能喝。之后连续干了多年，淀底上能走马车、开拖拉机。后来通水，上游的脏东西都下来了，鱼越来越少。近两三年，淀里的水质又清了，原来不常见的鱼又重新看到了，大鸨、天鹅什么的又飞回来了。”在淀区深处的赵庄子村，76岁的赵雁林如数家珍，讲述了白洋淀的变迁。
碧波荡漾的白洋淀，见证了淀区百姓依水而生的奋斗历程；而今，“华北明珠”又迎来建设水城共融生态城市的千年大计。
有“九河下梢”之称的白洋淀，生态功能脆弱。未来，要建设一座绿色生态宜居新城，保护和修复白洋淀生态功能至关重要。
“既要恢复上游森林植被，又要治理流域内水土流失；既要加强河道污染治理，又要解决淀区生产生活排污；既要保证补水，又要定期弃水。”淀区干部群众认为，白洋淀是雄安新区的“眼睛”，必须倍加珍爱。
治污、绿化、疏浚、清淤，这是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雄安新区建设，绝非一日之功。
“功成不必在我”“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干到底”，这是当地干部经常说的几句话。
安新县大王镇北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树田说：“建设新区，难免有故土难离之情，势必有一部分人要牺牲眼前利益，要甘当‘铺路石’。”
喧腾过后，需要理性思考。建设雄安新区，须保持韧劲和耐心，谋定后动，久久为功。
创新引领的雄安新区，关键在“人”，更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建设雄安新区的核心元素就是创新，如何更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支撑引领河北、全国发展，这是一个宏大命题、一项伟大事业。”新区筹委会有关负责人说，“充满希望的雄安新区是值得托付一生的地方。这里需要一批有理想、有情怀的人干事创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继往开来。”
揭开信息贩卖利益链最顶端的盖子
你一定经常接到这样的推销电话或者诈骗短信，对方不仅能叫出你的名字，还知道你的住址、工作，甚至知道你最近准备买房、上了医院、去过哪里旅游……一种“信息裸奔”的尴尬时不时向你袭来，让你惊悸莫名、气急败坏而又无可奈何。
谁偷走了我们的信息？谁又在转卖和利用我们的信息？半月谈记者通过深入采访，为你揭开这一条长长的黑色产业链。
一次售卖，动辄数千万条
“本人大量求购个人理财信息，数量上不封顶，越多越好！”2016年5月，安徽马鞍山市一个名为“outman”的网民在多个QQ群里大肆求购公民个人信息，特别是马鞍山本地公民资料，内容涉及银行、保险、理财等方面。
很快一个名叫“云”的网民与“outman”联系上，通过一番网上沟通，便传给“outman”一个文件夹，里面竟存放着10000条马鞍山市民的投资理财类个人信息。
万条公民个人信息，何以就这样轻易在网上被陌生人交易？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警方发现这一异常后，迅速展开侦查，很快锁定了买家和卖家，并由此顺藤摸瓜，一个环环相扣的公民信息贩卖网络浮出水面。
原来“outman”是马鞍山一家理财公司的员工，公司老板要求找路子获取马鞍山市特定人群资料，方便其拉客户。而“云”是一家国企员工，也是个人信息贩卖的中间商，他的数据来源于名为“专业电销”的网民。而“专业电销”的信息则来自一个叫伍某的专业信息批发商。
从买家“outman”到中间商“云”和“专业电销”再到批发商伍某，一条信息贩卖的三级利益链浮出水面。警方查明，这个犯罪链条共计疯狂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达1.25亿条。其中伍某从800元购买10000条公民个人信息起家，仅用一年时间，就通过非法交换、转卖等方式建立起自己的专业数据买卖网站和数据库，售卖信息动辄一次就数千万条。
这不过是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冰山一角。如果说含山案只暴露出信息批发商的环节，那么此后不久，公安部和安徽蚌埠警方披露了一起近50亿条公民信息盗贩案，则揭开了信息贩卖利益链最顶端的盖子。
公安部门侦查发现，黑客郑某某与何某某，通过应聘方式潜入互联网公司核心部门，或利用入侵国内外知名互联网公司服务器等手段，大肆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等核心数据，相互交换、出售获利。
负责侦办此案的蚌埠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杨庆介绍，此案由公安部督导，安徽省公安厅指挥，涉案地区达全国14个省市，抓获涉案人员79人，缴获电子数据1.4Tb，获取数据近50亿条。“黑客是盗取大量个人信息的重要源头。这些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涉及国内知名的上市互联网公司，数据巨大，涉及面广，堪称震惊互联网信息安全的行业大事件。”
专业化、社群化的产业链条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犯罪团伙中，有人专门负责窃取公民的相关信息；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这些信息整理、建库；有人将数据出售、交换、变现。
含山县警方绘制的一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图显示，信息侵犯共分四级，第一级是黑客或内鬼盗取公民个人信息；第二级是信息批发商，他们从黑客手中获取大量信息，并通过互相交换，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自己的信息数据库；第三级是信息购买人或者中间商，他们从批发商那里购买各种数据，再根据需要转手卖给他人；第四级是信息使用者，包括业务推销、诈骗盗窃等人员，他们拿到信息后，进行电话营销，或者利用伪基站实施电信诈骗。
一位涉案黑客翁某告诉半月谈记者，通过技术入侵网站盗取公民个人信息对他这样的黑客来说并不难，少则几天多则几月，一般都会成功。至今他已经入侵网站达几百家，从未被管理员发现。在他们黑客圈子里，大家有个默契，入侵网站获取权限和信息后，都会互相交换数据、互通有无，让盗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库越来越大。
涉案的另一名黑客郑某说，大家最开始入侵网站是为了攀比技术，盗取信息后有的甚至放到网上免费供人下载。渐渐随着需求的增加、利益的驱使，开始有人专门为了钱而去盗取信息。
据了解，大量个人信息被黑客盗取和卖给批发商后，一般要进行三步操作。
一是撞库，即黑客或信息批发商用手中掌握的A网站的用户信息去登录B网站C网站等，一旦用户是多个账号共用一个密码，那么个人网上信息便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被瞬间破解；二是洗库，在撞库后，黑客或信息批发商就会对获得的大量信息进行合并梳理归类，比如分理财、医疗、公务员、车险等多个种类，为下一步售卖做准备；三是脱库，即售卖数据或从中拿出部分数据进行精准推送。
采访中，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这些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的黑客和贩卖者，往往都是线下有正规的工作，线上通过QQ群组结识聚合成为网上好友，密切配合沆瀣一气的。
用于精准推销、精准诈骗
据悉，在侵犯个人信息案件中，涉及信息主要包括网购数据、车主数据、保险理财类数据、学生公务员国企员工等特殊群体数据、医疗住宿出行数据等多种类型。这些信息因出卖次数多少、包含内容多寡决定价格高低。如果是首次出卖，信息包含银行卡号等含金量高的内容，可卖到一条信息一元的高价。多次转卖，往往就以一两百元一万条的价格打包出售。
大量个人信息被侵犯带来了不堪其扰的推销电话和短信，还有后果严重的电信诈骗。
含山县公安局网安支队副大队长王非介绍，被盗取的个人信息往往被分类用于精准推销、精准诈骗，比如公务员、教师、国企员工的信息往往被用来推销大额信用卡；个人银行卡类信息，往往被用来推销理财产品，或者用于复制银行卡盗窃资金；学生信息，则用来推销教材和家教信息，或以中、高考加分为借口进行诈骗；收藏品、保健品用户信息，车主信息则用来推销相应的商品或进行专门诈骗。
防止“信息裸奔”，不能仅靠自己小心
面对信息泄露，公众往往被提醒要自己小心，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的信息。这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除非离网生活，否则仅靠公民个人自我保护，很难保证信息安全。
采访中一位采访对象说，他曾在房产公司、保险公司工作过，对于客户信息，公司虽有要求不能泄露，但实际没有有效的监管措施。
目前一些网站本身的安全防护水平不高，甚至黑客入侵网站拿走数据后，有的网站仍浑然不觉。
显然，保障信息安全，需要各方共同发力。然而目前来看，防控信息泄露、打击信息犯罪还存在诸多难点。
首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定罪标准仍不明确。信息的敏感程度、数量、获取手段、损害后果等都应当是罪刑考量的要素，而现行法律对此还未作出清晰规定，导致对犯罪人员的打击处理缺乏有力法律支撑，没有形成应有的震慑。
其次，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数据保护责任尚未落实。很多单位没有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制度；对于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没有及时进行匿名或化名处理；一些信息存储平台的日常防护能力不足。另外，目前处理的贩卖个人信息案件中，往往只追究了“内部人员”的法律责任，对相关单位及其领导的责任很少追究。
第三，公安部门反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往往通过网络，涉及全国各地，信息种类庞杂，造成犯罪分子追踪难、信息溯源难，对公安内部的多警协作要求日益增多，对各部门的协调配合要求也日益增多，这些都给案件侦办提出了新挑战。
然而不管怎样，严厉打击信息犯罪，已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面对新形势，必须加强上下游违法犯罪形态研究，建立起从源头到渠道、从平台到行业、从企事业单位到管理部门的综合防控体系，推进法律适用和落实执行等配套机制，切实提升犯罪成本，切实保障公民信息安全。
“扫”出来的麻烦：二维码安全陷阱来袭
二维码我们天天用，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二维码”吗？二维码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扫码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风险？
二维码究竟是什么？简单来说，二维码是由黑白小方块组成的平面图形，经过加密和解密技术，简单的黑白相间的二维码可以传递文字和数字信息，便于记录、识别和信息交互。
据中国二维码标准联合工作组、中国二维码注册认证中心执行主任张超介绍，二维码技术其实并不复杂，各种二维码“码制”仅是数学算法上的不同，技术门槛不高。二维码与条形码都可以作为产品的“身份证”，用于物品的统一管理和追踪溯源。
专家预测，二维码大数据在未来运用范围将更加广泛，可以应用在社会管理、医疗救助、健康大数据和身份信息识别等方面。比如，发生交通事故或有老人跌倒需要救援，急救人员只需要扫一下当事人的二维码，即可知道其近期的身体状况、血型和各种身份信息。
国外对二维码技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现有的一维码、二维码码制达到250多种。其中，日本研发的QR码是我国最为人所熟知的二维码码制，比如微信、支付宝等基本上采用的都是QR码。
“目前，我国二维码个人用户数量占全球的90%以上，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二维码大国。”张超说，目前我国二维码在个人应用层面上的使用率在全球遥遥领先。
张超坦言，我国还不算是二维码产业强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欧日在二维码产业布局、技术研发、读取设备等产业链关键环节领先其他国家，我国在产业推广上依然落后。据统计，目前我国使用的二维码中日本QR码占65%，美国PDF417码和DM码各占15%，主要的国产码制汉信码、龙贝码、GM码、CM码等加起来还不到5%。
如今，二维码的用途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手机用户养成了随手扫描二维码的习惯，但同时大量黑客、不法分子已悄然入侵了“二维码世界”。一旦人们扫描了带病毒或伪造的二维码，就可能面临手机绑定的银行卡、支付宝账户等重要个人信息泄露，个人财产损失的巨大风险。
360企业安全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首席反诈骗专家裴智勇表示，二维码用肉眼无法区分，加之公众对于二维码普遍缺乏安全防范意识，近期涉及二维码相关的安全事件有逐步增多的趋势。
据介绍，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二维码陷阱主要有以下几种：
陷阱一：网购退款扫二维码。有网友在网购退货时，被人诱导通过支付宝扫二维码等形式骗走近18万元。
陷阱二：扫二维码缴费。近期，全国部分地区居民区出现了不法分子张贴的伪造交水电费通知单，上面附上缴费二维码，不少人扫码缴费后上当受骗。
陷阱三：被掉包的二维码。不法分子将商店收款或者共享单车的二维码替换成自己生成的二维码，进行犯罪。
陷阱四：木马病毒+-维码诈骗。不法分子将木马病毒广泛传播，手机中毒后将被强制锁屏，并显示支付二维码解锁。大部分情况下，扫二维码支付费用后仍不能解锁。
目前二维码在我国正蓬勃发展。业内人士预计，未来我国二维码产业规模有望达到万亿级别。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与二维码相关的法律法规。”张超说。
二维码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存储、传递和识别技术，目前可以借鉴的国外监管办法也很少。各国都在积极通过技术、法律规范、多部门联动等方式降低与规避网络新技术领域的挑战。
据张超介绍，在刑事法律方面，目前二维码犯罪所涉及的罪名主要包括盗窃罪、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相关部门应明确二维码犯罪适用的罪名、细化司法解释，应根据司法实践，制定操作性强的涉及二维码网络犯罪定罪标准。
另外，在民法方面，扫描二维码的法律行为属性应如何界定、电子支付所产生的损失责任如何承担、用户隐私权如何得到保障等，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在法律层面上解答。
二维码作为一种新技术形态，革新了传统的识别、支付、营销、信息传递等方式，涉及到多领域的规则范畴。张超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可依托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开展跨部门协作，研究二维码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实施弹性离校仍需迈过三道坎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表示，希望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弹性放学时间试点，解决基础教育阶段放学早的问题。今年新学期开学第二周，南京全面推行弹性离校，现已实施两个多月。半月谈记者近期走访多所小学发现，对接送困难的家长来说，弹性离校确实解决了很大难题。然而，留校做什么、接送安全如何保障、校内托管谁来办，对学校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
留校干什么，做作业还是搞活动
做手工、练书法、踢足球……下午三点半，本是小学低年级学生放学回家的时间，南京市栖霞区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却在校园里玩得不亦乐乎。“这样的兴趣社团，我们学校有60多个，内容十分丰富。”南京市栖霞区实验小学颜老师说。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栖霞区在弹性离校全面推行前，就已经在区域内小学试点开展社团活动，目前已基本形成“第一阶段社团活动，第二阶段复习写作业”的“二元弹性离校”内容模式。
游府西街小学曾是南京最早一批试行弹性离校的小学，该校托管班老师史琳说，小学低年级本来作业就少，孩子们上了一天课也很累，弹性离校时间应该多一些课外活动，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希望的。“把延长的弹性时间都用于学习、做作业并不可取。应多组织课外活动，开发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说。
但开展课外活动也会增加学校的管理负担和安全风险。南京市长城小学校长严海滨说，因该校不少学生家长是双职工，报名弹性离校的人数较多，若开展课外活动，需要安排更多老师轮班。“小孩之间难免磕磕碰碰，多一个课间都会多一些不安全因素，所以我们没有开展课外活动，怕老师们无法顾及。”南京市一位小学负责人说。
“目前延时看护是弹性离校初步目标，不排除今后开展其他拓展活动。”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林国认为，现在市教育局对要不要满足部分孩子的拓展需求很谨慎，因为这可能会突破课程计划和教育厅相关规定，也会加重老师们负担。
离校时间拉长，如何确保接送安全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报名弹性离校的家长接孩子时间有早有晚，是个不小的挑战。
南京市丁家庄小学共有190多人参加弹性离校，校长张玲说，有十几个家长要在过了规定的下午5点后才能把孩子接走。
“有的下午3点多来，有的4点多来，还有的5点以后才来接。”南京市中山小学副校长李万青说，每来一拨家长，学校都要仔细核实才让他们进来接孩子。虽然后来通过制作接送卡、对讲机确认身份等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接送安全难题，但是在最后一个孩子被家长接走之前，“老师们的神经一直紧绷着”。
采访中，南京市中电颐和家园小学校长徐苏告诉半月谈记者，前段时间有位家长晚上6点以后都没能来接孩子，最后还是他自己开车把孩子送回家。“对于多次过了点还没接的家长，学校会组织约谈，但也没有硬性约束，这需要老师和家长们互相体谅。”游府西街小学副校长朱勇说。
针对部分家长逾期未接的问题，一些学校开始自己“想招”。“我们现在定了3个具体时间段，让家长集中统一来接孩子。”严海滨说。
谁来组织实施，学校还是第三方
按照规定，开展弹性离校可有多样化组织方式，但多数小学多是以自管自办或者借助志愿者、社区力量等模式来组织开展。
史琳告诉半月谈记者，学校经全体教职工大会讨论后决定，由责任感强又熟悉学生情况的在校专职教师来看管弹性离校托管班。
据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南校区副校长过静介绍，该学校在弹性离校正式推行前，就已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志愿者协会签署合作协议，由该学院派遣志愿者在弹性离校时间段帮助看护学生完成作业。
“目前分摊到学校的政府相关奖补资金很有限，外面的办学机构因无利可图，对合作兴趣不大。”南京市古雄小学校长刘剑说。
“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外包、加强行业准入和监管等方式，来吸引社会资源共同做好学后托管服务。”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张洪伟建议，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在学后托管服务方面的经验，抓紧制定出台一部上位法，对弹性离校时间段的托管服务给予明确定位，将其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移动互联网+“银发”，擦出奇妙新火花
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5亿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至17.8%左右。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也正逐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改变了老年人的生活，二者的“邂逅”也催生出新的商机。
创业风生水起
作为备受我国中老年人青睐的娱乐活动之一，广场舞已风靡国内各个城市。近年来，广场舞领域的创业项目蓬勃发展，2016年11月底正式上线的“舞林大汇”就是其中之一。
据“舞林大汇”CEO赵兴斌介绍，该项目采用“微信公众号+自主开发社群后台”的形式，聚合线上线下资源，致力于打造一个中老年广场舞爱好者展示平台，“目标用户为45至60岁之间的中老年人，目前以京津冀地区为中心，下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铺展。”
教学视频、舞队管理、社交互动构成了“舞林大汇”目前的主体功能。赵兴斌说，平台开发了舞队管理系统，目前已有1600支左右的专业舞队通过系统认证，“我们会定期邀请这些舞队录制教学视频，供用户学习。希望以专业舞队的影响力，辐射整个广场舞群体。”
为了更贴近中老年人的习惯和需求，平台专门开辟了“早安问候”板块，用户只需点击“问候”按钮进行签到，即可与系统展开互动，并获得抽奖机会。
赵兴斌说，平台现有注册用户30万人，日活跃用户四五万人，“下一步将拓展商城业务，我们从报名用户中筛选出66人，组成了商品鉴定委员会，由委员会挑选真正符合中老年人需求、优质可靠的产品，推荐给用户，同时我们也将收集用户的需求，反馈给合作供应商。”
总部位于福建厦门的“小海来了”是一个专业护士上门服务的平台，主要面向病后术后人群以及老年人群体，提供上门护理、康复等家庭医疗服务。创始人沈开荣说，该平台主要依托微信公众号运营，采用“线上咨询、接单+上门服务”的模式，目前有30名全职持证护士，已服务了近500位用户，其中90%为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采取的是预约制，因此上门服务前的沟通环节很重要。”沈开荣说，老年人自己或是在家人的辅助下，通过微信的视频或语音功能，将自己的需求、病史等信息传送给护士，“双方有一个充分的交流后，再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护理方案，并指派护士上门服务。”
在老龄化背景下，“银发”产业发展逐渐驶入快车道。而随着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日益频繁，“银发”产业衍生出新的机遇和模式。
移动互联网+健康养老。近年来，互联网与健康养老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入，从可穿戴智能设备到大数据健康管理，再到各种养老服务新模式，大量创新产品和服务正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
目前市场上已有不少“居家养老”APP，例如深圳的“李秘书”智慧养老平台，用户只需点击APP主页上的“一键呼叫”按钮，即可与平台的呼叫中心取得联系，进而获取所需的信息和服务。平台还会对老人进行慢病跟踪，并将健康数据同步到APP上，方便老人及时掌握自己的健康动态。
移动互联网+社交。无论是老年人对微信的依赖，还是广场舞APP的受捧，都折射出老年人强烈的精神需求。赵兴斌表示，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由于子女陪伴在身边的时间有限，很容易感到孤独，而社交网络具有较强的情感赋能作用。
“要找准这一群体的核心诉求点，真正花时间、花心思去了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设计产品和服务。”赵兴斌说，可以挖掘老年用户中的意见领袖，使其成为社群管理者、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艾媒数聚CEO张毅认为，目前来看，APP仍是老年人群的流量洼地。一方面，新的APP在老年群体中比较难获得大的增量，另一方面老年用户在APP上的留存率、活跃度都比较低。综合考虑，微信短期内仍将是主要的流量入口。
“一些APP在安装、使用等方面不够便利，无形中为老年人设置了一道道门槛。相比之下，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运营产品，不仅降低了操作难度，也能更好地汇聚流量。”张毅说
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站在风口上的移动互联网+“银发”产业，即将迎来新的增长点。然而，这一朝阳产业当前也面临不小的挑战。
赵兴斌表示，现有的广场舞在线社群存在用户黏性不高、内容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不少平台对自身的定位仅停留在海量视频资源站点，与用户之间没有实现互动，也缺乏变现模式，很难长期生存下去，“一方面，企业应把握老年人的刚需，通过提供优质的内容和服务来增强用户黏性；另一方面，希望有相应的扶持资金和政策，缓解此类创业项目因周期长、回报率较低而遭遇的融资瓶颈。”
张毅认为，企业可以调整策略，适当缩短产品周期，还可以从一些更精细的领域里挖掘商机，“比如搭建一个健康问答平台，将老年群体和专家资源对接起来，运用视频广告、语音、电商等方式变现。”
微信团队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老年人每天在微信上发送语音消息占比22%。中老年群体成为移动互联网的“蓝海”。
“有些公众号为了获利，推送各种科普养生信息，其中不乏骗局，而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真伪的辨识能力较弱，容易掉入陷阱。”沈开荣说，需对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严加惩治。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第三方平台的方式，筑牢中老年群体网络安全防线。
业内人士表示，企业在设计产品时应考虑到中老年群体的特征和习惯，尽可能地简化操作流程，在页面字体、排版、色调等方面也要更用心。另外，由于老年人的认知思维等已经形成固有体系，很难改变，因此需要通过提升产品或服务的专业性，来帮助老年人建立信任感。
天蚕土豆们，文联欢迎你
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自由美术工作者、动漫画家……这些新文艺群体，以蓬勃之姿，已成为当下文艺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面孔”。
“新面孔”有新担当
来自深圳的阳光曲艺团，近日又一次进入中央电视台演播厅，为全国观众带来两个节目：展现深圳劳务工风采的化妆快板《欢迎您到深圳来》和讲述深圳义工站感人故事的曲艺小品《传递》。
这个成立刚满3年的民间曲艺团，30多名团员都是“80后”“90后”。每周日下午，在位于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的笑满堂户外剧场，市民们都能免费观看他们的驻场演出。
29岁的赵梓琳，是这个青年曲艺团的团长。几年前，赵梓琳在传统快板的基础上创新“踢踏快板”，不断融入踢踏舞、说唱等时尚元素说快板，并以此创立“深派新说”。
赵梓琳还有一个身份是深圳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两年多前，我被曲艺家协会推选为副主席，自己压力更大了，同时也想着，要让深圳的曲艺在传统曲艺基础上真正得到创新和改革。”他告诉半月谈记者，今年他将招募本地曲艺爱好者学习曲艺，目前已和十多所学校达成合作意向，计划招募1500个爱好者。
在当下中国各地文联会员中，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像赵梓琳一样的新文艺群体代表的身影。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文联深化改革方案》，进一步要求文联组织深化改革，构建新文艺群体联络体系，并提升文联组织的联系范围和服务管理能力，扩大对网络文艺和新文艺群体的影响力。
各地文联近年来吸引和鼓励各类新文艺人才加入各文艺家协会，逐步建立起基层和创作一线文艺工作者成长成才的通路。
63岁的画家蒋庆北对此深有感触。在“中国油画第一村”深圳大芬村进行了15年创作的他，目前是大芬油画村美术家协会名誉会长，并身兼大芬村所在的深圳市龙岗区文联副主席，自称“大芬村最老的画家”。15年间，这里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由最初的2位，增加到现在的27位。
“这个会员的头衔，对体制内艺术家可能就是个荣誉，但对我们而言，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因为画价会随之上涨。”蒋庆北告诉半月谈记者，村里四五千个画师和画工，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多都是体制外艺术家，没有工资，要靠卖画来生存。
“在文联的支持下，画家的地位得到提升，画院的聘任、文联会员的报名加入，对我们都没有区别对待，甚至在很多政策上，比如参展、评奖等方面都对我们倾斜。”蒋庆北说，大芬村画家们也因此在提高艺术创作水平和取得创作成果上，走得更快。
网络文艺的春天
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来自广东揭阳的网络作家阿菩发现，天蚕土豆、唐家三少、天下尘埃等多位“网络大神”和他一样，都出现在了第九届全委会的名单中。
这次会议被许多人视作是网络文学“历史性的突破”，但阿菩并不感到惊奇：“这是现实倒逼理论界和传统文学界与文学组织的结果。”
2015年10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以阿菩所在的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作协下属的广东网络文学院近年借助文学名家、签约作家个人博客、微博联络发掘优秀网络文学创作者，依托各类创作室、工作室，文学创作者推荐介绍有潜质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并自主研发网络作家登记系统加强跟踪管理。
据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张知干介绍，2015年5月广东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在促进网络作家和网站之间相互交流的同时，还大力推介会员作品走向市场，推动会员作品的图书和数字出版以及外文、动漫、游戏、影视等改编。据统计，广东网络作家协会迄今共吸收会员300人。
去年，广东省作协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份网络文学评论学术期刊《网络文学评论》，进一步提升在网络文学领域的话语权；与全国14家大型文学网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努力开拓文学界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阿菩现在边读博士边写作，2013年他的长篇神话小说《山海经密码》获得第九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阿菩说，像他一样的网络作家，逐渐地被作协纳入，不仅得到一定的身份认可，更在创作和出版上受到更多关怀。
期待更专业、更公平、更包容
广东省文联主席团成员、广东省动漫艺术家协会主席金城去年第一次参加全国文代会。他感觉“新面孔”不断出现在文联队伍中，将有助于文艺未来的发展，同时他也非常看好这种改革路径。“可能经过三五年，这种变化会给我们整个文艺创作带来质变。”
在此基础上，新文艺群体的代表们期望文联及所属协会进一步深化改革，能进一步成为覆盖面大、凝聚力强、温馨和谐的文艺工作者之家。
东莞市作协副主席、自由写作者陈启文认为，文联、作协改革还应在专业化和去行政化上进一步推进。
蒋庆北建议文联及所属协会应将工作重点进一步前移，打开视野，更好地掌握文艺创作队伍的现状和力量。
陈启文表示，在培训、文艺评奖等方面，文联及所属协会应更加公正合理和透明，并接受监督；应进一步照顾基层创作者，向更多新兴文艺群体和体制外的力量倾斜。
与此同时，文联及所属协会一些规章制度也需及时改变。以作协为例，阿菩表示，作协一方面非常用心地吸纳网络作家，另一方面，其多年未变的规章却要求会员必须有出版作品。“很多网络作家，影响力非常大，但并没有出版实体书；另外，作家职称评审也有很多条条框框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