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学者发起，以微博为平台并由广大网友参与的这项“解救”实践，试图通过网络所带来的技术性变革，扭转以往在解救乞讨儿童上信息隔绝的困境。此项“解救”成效究竟如何，自然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但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这一微博运行仅仅数天之后，我们已经乐观地看到，微博所带来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一社会力量如能保持良性运转，它所能带来的社会收益将无可估量。
在这个“人人都有摄像机（手机拍照）”的时代，经由网络传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具备了随时都可成为“随手拍”志愿者的心境。收获实质的“解救”成果，将只是时间问题。
旨在“解救乞讨儿童”的“随手拍”，还因其贴上了网络媒体的标签，而将担负起监督乃至倒逼一些政府部门履职的功能。“随手拍”是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会动员，它的社会属性和辅助作用异常明显。解救乞讨儿童的首要责任人仍是政府———当然，还可以具体到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
从法律上说，乞讨儿童本不应存在。《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均应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不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人民政府对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入学”。仅就这一法条的施行而言，年满六周岁的乞讨儿童都应接受当地政府的调查和救助。尽管这一工作可能会涉及复杂的异地协作和部门协作，但“复杂”并不是地方政府可以一推了之的理由。
对于未满六周岁的儿童，也不应允许其乞讨。《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基本建立起了全方位保护机制。当作为最底层的“家庭保护”出现问题之后，“行政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理应无缝衔接。乞讨儿童集中在城市，且乞讨必须公开进行，因此，乞讨儿童的行踪并不难掌握。作为综合执法主体的城管，能否摆脱与小摊贩进行街巷追逐战的固有形象，也真正履行起管理和协调职能来———至少，城管在发现乞讨儿童后可区别情况及时联系公安或民政部门。
与此相关的另一项政府职能，是打击隐藏于乞讨儿童身后的刑事犯罪。除拐卖儿童外，刑法还明文规定了“强迫乞讨罪”———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即构成犯罪。对网友而言，在发现乞讨儿童之后，既可以“随手拍”上传到微博，也可以同时向警方报案。对公安部门而言，不管有无接到报案，也不管是网上还是网下的信息，只要是本地出现了乞讨儿童，都应进行调查处理。与司法的被动属性不同，侦查是一项主动的权能。并不是所有的乞讨儿童背后都有刑事罪案，只有经过调查之后才能排除暴力、胁迫或拐卖等犯罪嫌疑。从法治的角度看，对儿童乞讨熟视无睹，就是一种失职。
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目前已引起了一些公安部门的关注。对于来自社会的信息支持，还亟待更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关注起来，行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