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从1月至5月，共受理利用国外假学历实施的诈骗犯罪7件，涉33人，涉案金额达796.8万元。受害人分布在全国各地，达339人。犯罪嫌疑人傍名校开设培训公司和办公地点，承诺不需要上课和考试就能拿到美国大学博士文凭。（中国青年报6月20日）

　　自唐骏深陷学历门后，“克莱登大学”文凭疑云如阴霾笼罩社会一部分人，他们不能预料何日把柄被抓，惧怕失去目前所拥有的名誉、地位、职务和薪酬。那么，为什么他们仍要铤而走险，游离于道德底线与功成名就之间？

　　一切都与假文凭所带来的急速致富与成名的巨大利益有关，而紧紧围绕在这一交易市场中的参与者，无不各取所需，悠然于法律监管与追责之外，而这一庞大利益群体已紧紧抱团，大有拨出萝卜带出泥般同生共死的悍然与无惧。

　　我想说的是，文凭不一定能反映能力，有时候，文凭还不能跟能力成正比。但是，在一个崇尚成功、浮躁冒进、只想省事和快捷达标的社会，文凭无疑是最容易辨别一个人能力的捷径，也就是说，无论是招聘、挑女婿，在可选择资源那么多的情况下，文凭最具先声夺人之效。

　　于是，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报道中的高管，都急于用文凭证明自己，迫切需要获得认可，至于是否亲身在校读书，能不能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他们不在乎，因为无知与自卑，他们底气不足，所以明明一眼看穿的骗局，他们毫不犹豫地花钱买文凭。有需求，有市场才能产生不法者及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高级骗术。

　　巨大利益不断吸引高智人群，正如报道中所说，“由于犯罪嫌疑人是以办学名义进行诈骗，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涉案的犯罪嫌疑人中，1人具有博士学历，3人有硕士学历，其余的也大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这更说明，在利益驱使面前，无论人自身学历多高，多有觉悟，依然不可避免冒风险违法。当然，违法成本太低，或者惩戒力度太小，也是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