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他们跌倒时往往无人敢扶。偶有一些雷锋传人试图冒险施救，就可能面临不是被讹诈就是被法官庄严地依据常理判处巨额赔款的风险，以至于跌倒受伤老人延误治疗魂归九泉的人间惨剧时有发生。有专家感慨：十三亿中国人扶不起一个跌倒老人。
这样的道德境界显然与大国公民的素质相去甚远，为了激励更多人战胜内心恐惧，去扶危济困，社会各方人士群策群力，积极寻求保护这些敢逆潮流而动的救人勇士之良策。
首先登场的力量是公权力机关。卫生部9月6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旋即引起各方热议。
这份技术指南很技术，考虑得相当周全，但对于非技术的普通公民要掌握，则有必要先去参加一个业务培训班，不然只能对跌倒老人退避三舍。但一提部门办班，笔者就担心个别机关会大喜过望——趁机敛财披上了神圣的道德外衣。还有一点，不少老人跌倒往往情况紧急，如此技术地救人势必延误施救，罪过仅次于见死不救，可见此指南有局限性。
多年来，笔者遍览诸多新闻，突生一感慨：中国公务员运气就是好得惊人，竟然无人遇到跌倒老人——全是百姓面对救与不救陷入艰难抉择。真心想说一句：与其有关部门发布技术指南，不如有干部冒着巨大风险去街头搀扶老人，不仅对群众激励效果显著，也能捎带脚普及些救人常识，岂不两全其美？
还有一个可以起到强力模范带头作用的是富豪，反正一些慈善行为越来越像牟利和作秀，倒不如去街头扶起个倒地老人，既能改善自身形象还能先富带动“后福”——不是从物质层面而是从精神层面。
鉴于出现这样的楷模尚需时间，加上道德疑似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重树国人搀扶跌倒老人的信心似乎要依赖法治。9月14日下午2点左右，一位八旬老人摔倒在昆明市麻园农贸市场门前路上，不少路人驻足围观却一直无人敢上前搀扶。热心的许女士想上前搀扶，又担心“蒙冤”成为昆明版的“彭宇”，最终她找来了两人作证才扶起老人。不少市民表示，如果再遇到老人摔倒的事情，他们也会像许女士那样，先寻找证人，再做好事。
但不是每次救人都能顺利找到证人，最好出门备好纸笔和摄影摄像装备，前者用于意识清醒的老人签字画押自证本人跌倒，后者用于证明自己没有加害意识不清醒老人。
这些所谓良策听着不仅操作困难，还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何以如此人人自危？
最近传出这样一个故事，宛如灰色世界一抹动人的亮色。
刘士胜和李孝香都是合肥新站区磨店社区沿河村的村民，两家并不熟。8月13日9点多，赶集回家的刘士胜遇见了李孝香的婆婆李家珍。出于好心，刘士胜开着电动三轮车带了老人一程。没想到，刚到村口车子翻了，76岁的李家珍一头栽到地上，过世了。刘士胜好心办了坏事，为了表达心中的愧疚，先后4次要给钱，都被老人的家属婉拒了。理由很简单：“反正我们家是不能为了钱卖了良心的。我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我承认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很久，甚至因此产生了去搀扶跌倒老人的冲动。
李孝香家人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搀扶老人最重要靠的不是技术、证据，而是善良和感恩。
拯救跌倒老人先要唤醒更多人的良知——因为做这件事本来就没道理，该属人性的原点——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