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对富商久婚不孕，去年初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的8个胚胎竟然全部成功，富商夫妇找来两位代孕妈妈，在去年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诞下4男4女八胞胎。
看到这则新闻，除了感叹现代医疗技术的神奇之外，更多的恐怕还是对生育伦理及法律的追问：当生殖辅助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甚至与伦理亲情产生冲突时，法律该如何作出相应的调整，来限制这种无边界滥用？
严格说来，所谓的8胞胎不过是所代言影楼的炒作，因为他们分别出自3个子宫，其中3个由生母怀孕生产，而另外5个则由代孕妈妈生产。这难免带来一个疑问：从法律上，8胞胎有着共同的母亲，可是从生育行为上，他们却有着3个不同的“亲生母亲”，这种不同的“待遇”会否影响到孩子，对其父母是个考验。
抛弃这种亲情纽带对生命传承的意义不谈，8胞胎孕育过程中暴露的生殖伦理问题更应引起重视：试管婴儿、代孕已突破了伦理和法律的制约，很多时候成为有钱人想生就生的游戏，只要给得起钱，只要有钱养育，技术就可发挥其特长，乃至创造出“八个胚胎居然全部成功”的神话。然而，只要市场有需求，生殖技术便投其所好，进而冲击社会伦理。
与之前媒体爆出的“卵子黑市”一样，8胞胎的违法违规之处显而易见，有非法代孕及违反计生政策的嫌疑，还有医疗机构对生殖辅助技术应用的脱离监管。遗憾的是，面对技术的突飞猛进，相关监管规定却原地踏步。目前，我们沿用的仍然是2003年10月1日开始执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对代孕只有简单的禁止规定，对试管婴儿也只制定了相当模糊的伦理原则，如“应建立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至于违反规定会受到何种处罚，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
单纯地希望伦理委员会出面制止这种商业化的代孕现象，不太现实。设立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目的不是要阻碍医疗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技术应用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伤害，尤其是生命科技的应用必须审慎地对待生命及其相关的伦理问题，相关监管部门必须作出回应。
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本是不孕不育者的福音，而不应沦为商业化运作的工具。因而，对代孕、违规试管婴儿给伦理亲情带来的冲击，在伦理谴责之余，还须在法律层面作出明确的规范和制约，以防范8胞胎引发的不良社会传播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