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目前虽然出现了一些经济趋稳的积极因素和表现，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还较脆弱，而且面临一些两难问题。我们必须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既解决当前稳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解决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发展。

　　稳增长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从去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回落，今年一季度GDP增长8.1%，二季度回落至7.6%，三季度回落至7.4%，四季度虽然有可能触底回升至7.6%以上，全年有望超过7.5%的预期目标，但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如果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能不断取得进展，保持年均增长8%左右的速度是可能的，也是比较适中的。

　　从今年前3个季度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第一产业发展良好，保持了4.2%的增速，比去年同期上升了0.4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第三产业保持了7.9%的增速，只比去年回落1.1个百分点。唯有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速度下降较大。今年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增速达到11.9%，但从4月起连续6个月跌破10%的心理关口。从季度看，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达到11.6%，二季度降至9.5%，三季度降至9.1%，前3个季度累计为10%，而去年同期为14.2%，同比下降4.2个百分点。

　　从三大需求看，消费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回落，但回落的幅度不大。前3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1%，只比去年同期回落2.9个百分点。在16类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8类商品增速比上半年加快，1类持平，7类回落，回落速度超过1个百分点的有通讯器材、汽车和石油及制品。

　　投资下降的幅度较大。今年前3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只有20.5%，同比下降4.4个百分点，而且低于近5年来的增速。投资增速下降原因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今年前3个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只增长15.4%，比去年同期回落16.6个百分点，回落的幅度远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回落幅度。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不仅减缓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也影响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当大一部分资金来自土地出让收入。同时，房地产投资大幅度下降还影响与房屋装修有关的建筑材料、家具、陶瓷产品以及家用电器等产业的发展。二是高铁、高速公路建设减速。前3个季度铁路建设投资不仅没有增长，而且下降12.4%。三是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和办法，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大量减少。

　　在三大需求中，出口下降的幅度最大。今年前3个季度，出口仅增长7.4%，比去年回落15.3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主要是由国际环境变化引起的。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加之我国贸易发展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出口受阻，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度降低。从国际形势看，今后要大幅度增加出口会越来越困难，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合理的对策。

　　总之，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今年经济增速回落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回落幅度之大超出人们的预期。经济增速大幅度回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有体制方面的因素，也有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方面的因素；有长期积累起来的因素，也有今年新增加的因素。影响今年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有些还会长期起作用，特别是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这些深层次因素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发展。稳定经济增长不仅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今后经济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

　　处理好稳增长与调整产业结构的关系

　　经济增速大幅度回落使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更加显露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从“十一五”期间GDP的构成看，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占50.9%，2010年上升到69.3%；资本形成率2006年为41.8%，2010年上升到48.6%；从投资增长速度看，“十一五”期间投资年均实际增长21.9%，远高于GDP年均11.2%的增速；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2006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9%，2010年达到54.0%。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最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与其紧密相关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大型机电设备制造等产业。我们应因势利导，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应改变一、二、三产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还应改变过于依赖投资驱动而形成的不合理工业结构。

　　因势利导，调整轻重工业的比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只有43%，经过几年调整，1985年上升到47.4%。之后的10多年，轻重工业的比重分别在50%左右波动，基本上保持了协调发展的态势。从上世纪末开始，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投资驱动的影响，我国工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态势。1999年至2011年的13年间，轻工业产值比重由41.9％下降到30%以下，重工业由58.1％上升到70%以上，比改革开放前还要高。这不仅对我国的能源供给和环境保护造成了沉重压力，而且抑制了消费需求。我们应趁投资增速下降的时机，适当降低重工业的比重，促使轻重工业协调发展。

　　抑制过剩产能和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造船、汽车制造、纺织服装等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而且由于过度竞争，企业利润微薄，不少企业陷入亏损状态。同时，高耗能产业发展过多、过快，高耗能产业用电占全部工业用电的80%左右。根据工信部的统计，炼铁、炼钢、电解铝、焦炭、水泥、化纤等18个行业中落后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达到15%—25%。这些落后产能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应加快淘汰步伐。

　　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世界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纺织、钢铁、汽车、机械等产业虽然是传统产业，但发达国家用高新技术对这些产业进行改造后，它们都面目一新，焕发了青春，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大大提高。我国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水平还较低，不少行业只有40%左右。应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步伐，提高其现代化水平，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发展知名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其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近些年，我国新兴产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总体上看，我国新兴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中大多处于高技术产业的低技术制造环节，产品附加值不高，劳动报酬率低。在扩大新兴产业规模的同时，应促进其向产业链中、高端环节发展。同时，稳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努力解决其在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避免盲目发展，减少市场风险，努力抢占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推进产业组织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并购重组。应通过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使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淘汰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和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资不抵债的落后企业。积极发展大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性。鼓励大企业做大做强，有步骤地解决某些行业的“小、乱、散、差”问题，提高行业集中度。鼓励支持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不断提高各个行业的素质和效益。

　　处理好稳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要稳定经济增长，并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特别应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看，企业和市场这两个环节的改革虽然也有待深化，但比较起来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是明显的“短板”。由于它的滞后和牵制，很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陷入胶着状态。这就需要尽快“补短”，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带动财政税收、分配、投资、金融、国有企业、资源性价格等领域的改革。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除了应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探索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形成科学的管理组织系统，更重要的是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一切行政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是以最小的负担让居民获得最大的福祉，即达到税负和公共服务的最佳组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各级政府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政府职能界定中，应始终坚持能由市场做的交给市场、能由企业做的交给企业、能由社会完成的交给社会的原则，使政府从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转变为有限并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系统，让市场、社会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社会有序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近些年，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屡屡采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事实反复证明，经济问题只能主要采用经济办法解决，动辄采用行政办法控制经济行为是不可取的。行政办法短期看似乎有效，但扭曲价格信号，违背价值规律，只能使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解决起来越来越困难，最终使经济遭受巨大损失。

　　我国已经制定行政许可法，并对行政审批进行了改革清理，前不久国务院又决定取消一批行政审批项目，但这项工作仍须大力推进。据反映，民营企业要进入某些垄断行业要盖200多个章，不仅手续繁杂，而且时间很长。只有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经济才能保持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