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总体规划确定的2020年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以近两年北京市每年增加逾60万人的速度来看，这个城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2000万人已在须臾之间。如不加强控制，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将突破2500万。

　　(2)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1949年，420.1万；1960年，739.6万；1970年，784.3万；1978年，871.5万；1986年，1000万；1990年，1086万；2004年，1492.7万 。

　　(3)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当时预测2020年北京可供水资源量为54.2亿立方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析，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年是现代小康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北京水资源可承载的人口为1800万人左右。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调的供应量，未来自有水资源供水能力约为35.6亿至37.1亿立方米。而以现在人口增长趋势看，未来十年内，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国际上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

　　(4)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压力也是不堪重负。据上海市旅游局分析，内外环线之间是上海的人口新集结地区，人口密度在急剧上升；特别是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数以百万计，他们在参与城市建设的同时，与户籍人口共享城市设施。目前，中心城区交通阻塞、管线老化、社会经济高密度、紧运行，使得上海市民中约有20%的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据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介绍，广州全市流动人员已接近600万，几乎与户籍人口773.48万人相当。外来人口的增多，城市人口的极大扩容，给广州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一系列隐患。

　　(5)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观念更新，与以前一心想着“打工”、“流动”不一样的心态，现今许多流动人口已经不再频繁流动，而是追求与现居住地的文化融合，他们打工所得不再一味寄回家。

　　据专家分析，大城市在经济、文化、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各种社会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今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坦言，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医疗资源过多集中在大城市。目前北京市各大医院普遍存在患者住院难的现象，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患者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一般只能在医院住半个月左右。

　　同样，大城市的教育资源集聚也更加突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旦拥有这些城市的户口，就可享受到这些优惠。山东高考生数量是北京的6倍，而北大、清华下达给北京市的招生指标却是山东的五六倍。北京约一百多名考生中就有1人有机会上北大、清华，而在山东，4000多名考生中才有1个人有此机会，机会相差30多倍。山东一些教育界人士感叹：“这难怪很多外地人挤破头也要去北京！”

　　(6)事实上，人口膨胀的同时，城市本身的承载力也在提高。人们常常习惯于将一个城市的最大人口容量当成一个既定的一成不变的数量来看待。在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原来认定的最大人口容量的今天，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问题乃至灾难，相反，今天的北京市所达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大大高于提出人口控制目标和最大人口容量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的结论是：随着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城市的最大人口容量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因而要发展地看待这一问题。显然，直到今天，人们在讨论城市人口承载力时，依然经常忘记这一结论，每当人口超过既定数字，就一味奔走相告“人口已近城市极限”。

　　不可否认的是，特定条件下，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目前的资源供给能力不发生变化，人口无限增长，那么迟早会达到极限。

　　【核心观点】

　　(1)解决大城市的人口膨胀问题，一方面要把城市本身的承载力提高，另一方面便是要疏散城市功能。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我们首先要解决国家整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让更多的城市具有类似北京这样的“吸引力”，避免人口“过度集中”。在现有模式下，单纯依靠控制低端人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2)我国的城市等级森严，导致权利和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发展的不均衡。戴斌老师认为，这才是少数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根本原因。事实证明，越是等级高的城市资源越集中，机会越多，对人的吸引力越大。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已经把自己看做城市的一部分，深刻体会到大城市带来的优越性。在迁徙和生活成本大致均等的条件下，自然选择大城市。要想分流特大城市的人口，缓解其人口压力，城市的均衡发展与平等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3)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极大激发我国经济活力的同时，也给城市的管理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由此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流动人口管理、户籍制度、城乡结合部等也逐步成为我国城市管理与发展的新课题甚至新难题，处置不当，甚至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激发点。

　　(4)人口控制管理手段，从管理角度看，主要是行政和经济手段。戴斌老师认为，“户籍”是过去主要使用的“行政手段”，现在作用已不大。因此，要控制大城市外来人口，可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大力提高中小城市的吸纳力，为大城市减压分流。另一方面，可通过经济杠杆来减少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如价格手段，水资源缺乏，可以提高水价，如果影响低收入者，政府可以另行补贴。水价提高后，自然会有很多解决紧缺的方法，比如海水淡化、南水北调等。堵车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提高私家车上路的成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