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权力与法律的胶着与较量，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且不说在少数无良官员眼中，所谓法律，只是权力挥舞的杀威棒，不惜以权代法、以权欺法、以权害法，权力干预司法时有发生。既便是“好官”，也会习惯用批示解决司法案件，以主持公道为荣；善良的百姓，更会引颈盼望出现“青天大老爷”关注自己的“冤案”，把涉法事件的解决，寄托在所谓“清官”或相关领导人的批示上。这些年，信访人群的不绝于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些百姓对地方司法、对地方官员以权欺法的不信任，却又对 “青天”干预司法产生憧憬，这仍然是带有浓厚人治色彩的社会现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人们期盼的这项制度，在3月30日落了地。中办、国办公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巨细靡遗，以不容置疑的坚定姿态，在权与法之间竖起“防火墙”，警告那些敢于铤而走险干预司法的官员，如越“红线”非但可能“官帽”不保，甚至可能还会面临牢狱之灾。

　　一项制度的落实，必须是权威法条与操作细则的结合，既有事前警示、事中监管，又有事后追责——细看这一“规定”，让人放心不少，不但规定任何干预司法活动都将被记录，白纸黑字逃无可逃；且五类违法干预司法行为将进行通报，必要时向社会公开；更明确提出还要将之纳入党风廉政和政绩考核体系，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再向司法伸手，顶戴乌纱可能不保。“规定”的细致程度，几乎是不留死角、杜绝侥幸，比如以下这些曾经司空见惯的现象，一律叫停，“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

　　这则“规定”，将司法和权力彻底“隔离”，法律终于将比“批示”更管用了——不管是要抓人的批示，还是要放人的批示。其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依宪行政，而宪法规定非常明确，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政府、各位“一把手”，都不能突破这个法律金箍棒划出的禁地。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整套完备全面的法律体系，但这只是法治的起点。法律的生命，在于不折不扣地实施；法治的力量，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则“规定”，再次让公众看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希望，让法律真正成为保护百姓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曾在漩涡中载沉载浮、此消彼长的权与法的较量，或将以权力的完败而告终。中国治国理政已进步入新阶段，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得开始适应权力必须对司法敬而远之的常态了。